# David Stinson  

經濟學家都知道，無論從什麼角度來看，所謂的週期性衰退並非定理，也不是必然。然而，當交易者聽到「這次不一樣」時，他們會想知道交易的另一方是誰。

早在新一波通膨時代開始之前，美國前總統川普（DonaldTrump）就曾在2018年批評聯準會（Fed）主席鮑爾（JeromePowell）過早升息。川普當時的批評頗有道理，在他說出「聯準會已經瘋了」之後，許多人紛紛開始擔心聯準會失去獨立性。不久之後，市場在該年年底迫使聯準會停止升息。到了隔年年中，COVID-19疫情爆發之前，聯準會被迫開始降息，川普的發言彷彿洞燭先機。

過去幾年，反詐騙執法界學到一個名詞──「殺豬盤」，意指詐騙分子匿名躲在透過數位溝通和支付平台的後面，慢慢贏得他們的受害者信任。原來中國犯罪組織竟也擅長在美國展開面對面的行動，尤其是在搬動資金的時候。民眾和政策制定者還不知曉當中的一些影響。

台灣為美國提供了一個寶貴的地點，讓美國政府在不受國內政治壓力影響的情況下，實驗新的貿易政策，最後的實驗結果未來也可能會成為亞太地區的典範。

1.9兆美元的《美國救援方案法》（AmericanRescuePlan）與3兆美元的基礎建設法案，都使美國順利從疫情後能迅速反彈，避開了其他國家央行升息所面臨的悲劇，但未來財政挑戰仍不小。

人工智慧被稱為電力或網際網路這樣的「通用科技」，能夠以各種形式提高生產力，將在可見的未來推動各種領域的創新。但這並不表示每一種問題它都同樣適任，都與人類同樣有用。

保險業之所以會出現死亡螺旋，就是因為經濟誘因開始主導風險估計方式。保險可以一邊提高整體資安標準，一邊讓企業自己注意風險，保險一旦崩潰只會帶來更大的資安危機。

常言逆境是創新之母，東南亞的犯罪組織對這個道理瞭若指掌。

資安已經越來越接近國安的核心，而且許多國家聘雇的駭客也都發展出先進的方式持續進行攻擊。我們必須找到一些能夠永續的商業模式，建立能夠為此負責的資安公司。與其他種類的安全性問題相比較，資安問題不只存在於組織型還有個人型態，每一個人都有可能發動攻擊政府，並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在影響整個世界。

隨著經濟制裁在美國國家政策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總體經濟模型對決策者將更為重要。若想有效地決定總體方向，就得能夠從各種角度積極思考，以有效指導決策。

軍事界一開始把數位空間當成等同於陸、海、空、太空領域來思考時，想到的都是「生化人」或機器人大軍。這種機器跟現在的無人機有個差異：它們除了投射力量以外，還可以控制領土，是進攻領地的工具。

中國雖然不斷高呼「人民幣國際化」，但其實缺乏野心。中國一直不信任國際資本流動，而且政府最近針對企業盡職調查公司的行動，也會使外資更不願意進入。此外，其地方政府財政很不穩定，很難抵禦金融衝擊。

地區性銀行的命運，是一個國家整體經濟、人口結構、既有銀行轉型狀況的縮影。對台灣、南韓、中國這些高齡化國家來說，最重要的長期重點，是如何在社會高齡化的過程中確保能源自給，防止全球能源市場影響貨幣估值。

房地產在經濟與金融體系中扮演許多角色，它不僅是一種能夠滿足居住需求的資產，就像其他資產一樣，也是貨幣政策傳遞的重要工具，更是支撐社會保障的退休金融之基礎要素。屋主、當地社區以及想要進入當地社區的移民，都是住宅問題的利害相關人。

BTA有助於模糊商業與文化之間的關係，為台灣和美國建立對外關係基礎，同時迴避正式承認的爭議；消費市場的整合可以幫助台灣建立在地的、以消費者為導向的擁護者。 

近幾年來，越來越多人認為各行各業都會出現黑天鵝效應。但到目前為止，美國主流金融界應該還不會發生像2008年金融海嘯等級的災難，那是數十年才會出現一次的事件。現在的狀況，比較像是重演2001年的網路泡沫，或者發生另一場完全獨立的市場內爆，某種程度上仍可能低估了嚴重性。

COVID-19爆發之後，人們都發現了實體供應鏈對整體戰略規劃的重要性。如今軟體業也開始注意這件事。

兩黨的意識型態對壘，有時是因為社群媒體所引發的各種文化衝突，社群工具對政治的影響力有好也有壞。

亞洲是一個瞬息萬變的地區。美國想要用亞洲政策保障美國利益，就必須把政策訂得夠有意義，不能只是繞過國會而已。

疫情爆發後，烏克蘭大力擁抱加密貨幣，如今已是全球加密貨幣使用率第4高的國家，甚至在俄烏戰爭開打前夕通過新法，允許銀行開立加密貨幣帳戶。

台灣如果想在這波香港移民浪潮中吸引到人才，就得幫助願意來台的人找到在台生活的方法。台灣必須用國際競爭的層次，來思考如何招募外籍人才，更不能放過中國目前把疫情政治化，造成人才出逃的天賜良機。

眾所周知，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西方國家祭出了史上最強的經濟制裁，並且讓俄羅斯的國內經濟措手不及。這個決策來自一個很緊密的決策圈，直到最後一刻都滴水不漏。它成功地給大家一個驚喜，也成功迫使俄羅斯的經濟體系轉向中國，因而付出巨大的代價，然而這些代價其實是可以避免的。

今年夏天，記者尼可拉斯．瓦普夏（NicholasWapshott）出了一本很符合時事的書《薩繆爾森vs.傅利曼》（SamuelsonFriedman），簡述2位重量級經濟學家之間長達數年的學術辯論。薩繆爾森是凱因斯的信徒，傅利曼則開創了貨幣學派，2人對於1970年代至1980年代初的通膨從何而來，有不同的詮釋。而我們目前的物價上漲，就跟當年的狀況有許多相似之處。

壓垮恆大的始作俑者不是別人，是中國政府自己。而恆大危機的背後，其實有許多盤根錯節的問題，未來，抵押貸款的融資會變得更加普及，更多系統性問題也會隨之而來。

阿茲海默和失智症患者需仰賴無微不至的照護，而且存活期很長，對家人與社會帶來高度的財務壓力，隨著國民預期生命的不斷延長，快速增加的失智患者對長照政策帶來極大的挑戰，金管會力推的「信託2.0」平台可能是個解方。

台灣目前的首要之務，就是讓大環境越來越有利於創新，假設你有100萬美元，你會用這筆錢資助一種剛起步的新興商業模式，還是買一間房子？

近期出現了多項性別平等里程碑，包括花旗銀行任命珍˙佛雷瑟為全球首位大型銀行的女性CEO，歐洲復興開發銀行任命芮諾-巴索為行長，更廣為人知的是，美國選出史上首位女副總統。她們的任職為整個體制帶來重大意義。

台灣可以先從放寬商業模式管制，加速不同行業合作的方向開始努力，除了可以拯救銀行業，更能持續提高整體競爭力，新興的純網銀就是個不錯的開始。

今年金融業最重要的改變大概就是在家工作（Work-from-Home）了，WFH可能會改變許多與工作相關的問題，長期甚至可能影響基礎建設與房地產這類地理因子。但在那之前，還是得先確定哪些業務真的可以在家做。

美元已經走弱，但是一時三刻，還沒有看到任何替代品。而美國的國際地位也應該還會持續一陣子，但其結構性弱點已在疫情中擴大，如基礎建設與政府採購項目，以及高等教育、醫療保險等成本病問題均急需解決，或許能繼續穩固其世界龍頭的競爭力。

疫情尚未停歇，美中金融戰卻已開打。若中國無法明確訂出港版《國安法》適用範圍，其金融業將難以與世界接軌。滙豐事件反映香港業務以及整個中國國際股市所面臨的挑戰，唯有開放金融業，才能向世界證明中國真正「釋出善意」。

目前越來越難相信武漢肺炎留下的衝擊將快速消退。短期衝擊可能會翻轉，也可能會化為長期衝擊。貨幣、供應鏈、公共衛生系統將決定經濟呈現V型反轉，在快速下跌之後快速回升；還是像U型反轉那樣拖很久才能恢復正常。

疫情肆虐，目前很難判斷將如何影響長期經濟，但在群體免疫和疫苗出現之前，維持國家不要垮掉的能力，顯然能帶來巨大的短期經濟優勢，甚至可能演變成長期優勢。亞洲國家已經證明，某些方法的確可以控制疫情，而這套方法全球都該學習。

中介機構不可能維持中立，也許中國過於忽略個別證券層面的治理問題，但其他國家也得認真考慮那些在金融科技變革中出現的新興中介機構會如何影響市場。

IFRS17最具爭議的改變，是讓資產和負債同樣按照市場估價。然而，儘管新標準會給保單發行者帶來難題，卻更能反映資產品質，加上高齡化讓延長工作年限成為常態，更應提高勞動力運用率，加強個人獨立訓練。

近來香港自治問題沸沸揚揚，這其中還加入了美中政治角力，使問題越發複雜。香港的變化所代表的象徵意義都極為重大，或許最後可能會繼續扮演它一直以來的角色，但能在這之中取得多大優勢，就取決於它的金融能力有多強。